债券拙婕跋剐?-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

当证券公司的业务进入司法程序后，业务开展中的各项业务监管规则就成为法院或仲裁机构了解业务模式、判断业务交易结构进而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参考。我们发现，监管规则与司法裁判规则不一致甚至产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实际上，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监管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出发点就有所不同，前者主要考虑的是操作性，后者则更多的是考虑正当性，而消除差异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司法实践中发现问题从而调整监管规则进而解决二者的衔接问题。近期债券违约纠纷案件集中爆发，监管规则与司法裁判规则不一致的现象同样存在，笔者结合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以及司法裁判中关注的热点进行了梳理。

案例三：“16丹东港01”“16丹港02”债券违约后，债券受托管理人万联证券在获得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后，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为此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号为（2018）最高法民辖终336号），认为万联证券仅是案涉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不是债券的持有人，其诉讼请求的债券本息均不是其本身的实际损失，因此其不是适格原告。但最高人民法院以上诉案件系管辖权异议纠纷，万联证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依法应由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即辽宁省高院经审理作出裁判，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事项,进行了淡化处理。

案例六：在太合汇投资管理(昆山)有限公司与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简称“太和汇诉众富案”）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以原告身份起诉，不符合代理制度及《信托法》的相关规定，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受理条件及诉讼当事人的相关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创设一种全新的诉讼模式和制度，已超出法律赋予法院的职权范围。因此受托管理人以原告身份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在讨论公司债债券受托管理人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案例六中所涉债券并非大众理解的“公司债”而是一种“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受托管理人并非证券公司，发行的债券依据也并非证监会等监管部门颁发的部门规章而是该债券发行场所自行制定的规则。或许这是上海高院认定原告太合汇投资管理(昆山)有限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但该案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从法理类推上同样可能适用于公司债券中受托管理人，导致受托管理人提起诉讼可能存在不被法院认可的情形，造成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不可预期。对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市场中已有多篇文章展开了论述。持肯定观点的认为，“协议（此处的协议应指的是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未提及设立信托”并不妨碍信托关系的成立。进而认为如果本案（(2019)沪民初27号案）中债券持有人将相关权利凭证转移给受托人，即可成立信托。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在法律未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债券受托管理人起诉属于“任意的诉讼担当”。从现有的文章来看，反对的观点占主流。从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主流认识不相同。从笔者获得的最高院征求意见稿来看，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作出了予以认可的规定，个人以为这是从最高院立足处理债券违约纠纷的业务实践，实现裁判规则统一，减少诉累的一种现实考量，对此应持肯定态度。而笔者作为证券行业的合规从业人员实际上更为关心的是，是否只要出现“债券受托管理人”这个概念，那么司法机构就要认可其诉讼主体资格呢？

对此，个人以为要区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公司债与其他债务融资工具的区别。让我们重新审视上海高院作出太和汇诉众富案的判决，可以推导出上海高院对于市场中各类层出不穷的债券融资工具的受托管理人诉讼主体资格是有差别对待的：对于受证监会监管发行的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予以认可，主要是相关的部门规章已明确赋予债券受托管理人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对于非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发行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提起诉讼则不予以认可。

二是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和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现行司法实践中回避了债券受托人在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和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的法定职责不同问题，一律认为公司债的受托管理人有诉讼主体资格。实际上现行有效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简称《债券办法》）对于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的受托管理人规定不同。其中《债券办法》第五十条第（八）款明确规定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在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可以接受全部或部分债券持有人的委托，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民事诉讼、参与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而对于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的受托管理人仅在第五十二条中规定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职责。按此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提起诉讼是通过协议进行约定而非法定的，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属于任意的诉讼担当，而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对于任意的诉讼担当持有的否定性态度。因此，建议对《债券办法》进行修改，直接非公开发行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可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起诉等,从而将此职责作为受托管理人的法定职责。

案例七：上海市高院在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中裁定认为，涉案《公司债券募集说明》第四节载明：“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作为本期公司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诉讼事务及其他事务。如发行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接受全部或部分债券持有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民事诉讼、参与发行人重组、和解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对此上海高院认为，从上述说明内容可知，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接受债券持有人委托提起民事诉讼，但未排除债券持有人直接向债券发行人要求兑付本息的权利，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一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民事权益纠纷是法治国家承担的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基本义务，诉权正是当事人发动诉讼，要求法院公正裁判的基本权能。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亦将诉权放在人权的角度下进行解答。因此，诉权不同于私法领域的民事权利，是公法范畴内的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据此，债券持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债券持有人会议是否表决通过相关事项应不影响债券持有人行使诉权。

二是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主要在于“法无禁止即自由”，而诉讼法领域的意思自治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即“法无规定不可为”。例如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对管辖进行约定、当事人可以撤诉但撤诉的准许与否还需要法院来审核等。但在法律规定以外，当事人不得任意对诉权进行限制或排除，否则某些强势主体可能恶意排除或限制对方诉权，导致当事人缺乏公平、公正的救济机制。债券募集说明书通常由发行人单方拟定，如果允许发行人对债券持有人行使诉权设置各类条件，则债券持有人的权益保障将无从谈起。

案例八：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关于诉的合并问题。本案与前述两种情形均不同，是同一原告潍坊农商行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向同一被告潍坊鑫盾公司主张两个以上的符合法院受诉条件的同一种类的几个诉，即系原、被告双方均无共同诉讼人，因双方在履行签订的十一份借款合同中产生争议，原告一并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或终止合同，判令被告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原告、被告是发生争议的几个性质相同的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故本案不存在诉讼主体的合并，而仅仅存在诉讼客体的合并。法律对主体唯一、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诉的合并没有规定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所以受诉法院在决定是否合并前，只要查明该两个以上独立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且符合法院受诉条件，就可以在不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合并审理。

案例九：在山东山水水泥集团与招商银行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97号判决书可知，山东省高院接受了招商银行把原本两个独立的诉（即持有人账户名称为招商银行的账号内持有的15山水SCP002融资券6000万元本息、持有人账户名称为招商银行理财产品的账户内持有的15山水SCP002融资券8000万元本息）合并成一个诉提起诉讼并基于合并计算的诉讼标的额进行了一审管辖合并审理及合并裁判。

现有司法实践虽然认可了同一管理人代不同资管产品起诉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金额确定级别管辖问题，但我们知道，实际上不同的资管产品是独立的民事权利义务主体，那么管理人代不同的资管产品提起诉讼，实际上类似于民事诉讼法中非必要的积极共同诉讼，是两个独立的诉。个人以为应当按照各只资管的标的金额分别计算诉讼标的金额从而确定级别管辖。否则，当同一管理人持有的多只资管产品同时持有某只债券发生违约时，管理人可以根据有利原则，组合选择代表不同的资管产品分别或合并起诉，从而达到规避管辖的不当目的。当然，笔者的观点是否能被司法实践接受，仍有待实践验证。在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纠纷二审中可以看出最高院的判断依据是原告是否是为同一个。

案例十：上诉人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案涉债券持有人单独持有的债券数量均未达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最低下限，本案应由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立案受理。最高院认为“至于应否由债券持有人分别提起诉讼并据此确定级别管辖，应经对万联证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资格进行审理，作出相应认定。丹东港集团以应由各债券持有人分别提起诉讼为由，主张本案应由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发行人通常会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本期债券本金、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有关机构办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印发证券公司债券登记结算业务办理规则》第三条规定：“本公司根据合格投资者委托的证券公司的申请，办理证券公司债券发行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登记、托管、结算以及其他相关业务”，如果系争债券品种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的公司债券品种，能否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或深圳分公司住所地作为货币接受一方住所地呢？司法实践中未有案例支撑，而法院对于银行间债券中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所在地可否作为合同履行地态度可以作为参考。

案例十一：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二审中，上海高院认为上诉人中国城建发行的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载明，本期中期票据以实名记账方式发行，在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管，上海清算所为本期中期票据的法定债权登记人，在发行结束后负责对本期中期票据进行债权管理、权益监护和代理兑付，并负责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信息服务。同时，说明书提示，凡通过认购、受让等合法手段取得并持有本公司发行的本期中期票据，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可见，上海清算所应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涉案债券交易的合同履行地。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发行过程中，为了增加信用等级，或在无法偿付到期本息时延缓履行债务，往往会向债券持有人提供担保物，因债券持有人具有不确定性、群体性，无法有效实现质押权登记，存在债券受托管理人基于《受托管理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取得债券持有人的授权，与债券持有人形成间接代理关系，代理办理质押权登记手续的情形。《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七）款明确发行人为债券设定担保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可以约定担保财产为信托财产，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包括在债券发行前或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时间内取得担保的权利证明或其他有关文件，并在担保期间妥善保管。需要注意的是，受托管理人经授权登记为质押权人后，登记的抵押权人与抵押权受益人出现分离，出现实际权利人和名义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对此予以认可。

案例十二：上诉人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东达集团股份公司，原审第三人东飞马佐里纺机有限公司担保物权确认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中，江苏高院认为“该合同已载明担保的主合同为《东飞马佐里纺机有限公司2012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务募集说明书》，该主合同已载明平安银行系债券受托管理人，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签订合同时受托人已向合同相对方披露委托代理关系的，所订立的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故应认定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享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即《抵押合同》约束委托人/债券持有人（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第三人（东飞马佐里纺机有限公司），债券持有人作为委托人可向抵押人就抵押物优先受偿。

受制定者的经验、能力等各种因素影响，监管规则并不是一经出台就是完美的，而是需要不断修订完善。司法程序作为当事人双方充分辩论的场合，无疑是发现规则是否存在瑕疵或漏洞的良好渠道。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监管规则也在不断的完善，比如债券持有人现在可以打印债券持有凭证权利，债券违约后允许转让等等，让监管规则指导业务的同时也符合司法裁判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