锟斤拷证券锟斤拷司锟角撅拷锟斤拷业锟斤拷洗钱锟斤拷锟秸癸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剿硷拷锟?-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日趋完善、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我国证券行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于传统证券行业来说，证券经纪业务属于核心业务，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长期处于价格战的经纪业务在整个证券行业收入占比也从早期的90%以上下滑至现在不足30%。相比而言，非经纪业务俨然成为各家证券公司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在利润贡献上逐年增加，现已成为证券行业收入构成的主流（见图1）。因此，有关证券公司非经纪业务洗钱风险管理问题亟待关注。

一是资产管理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是指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提供证券及其它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金融服务的业务。按照服务对象的数量可以分为单一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多个客户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其中多个客户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根据投向范围，又可分为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此外，还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和资产情况，开展个性定制化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ABS）。

证券非经纪业务较之经纪业务结构复杂，交易资金量大，便于以构造交易的方式隐藏资金来源和交易目的。例如，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通过把非法资金用于收购兼并实现资金向股权的转化，然后再由股权的转让完成资金兑现，能够实现非法资金的清洗。又如，不法分子通过购买私募基金，然后通过收益权转让等方式逃避监管等。但证券公司自开展反洗钱工作以来，长期将工作重心放在经纪业务领域，非经纪业务从制度建设到实际操作都未能有效落实反洗钱工作要求。

反洗钱是证券合规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深入下沉至证券公司各类业务的工作环节和流程，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因此，对非经纪业务洗钱风险的研究，不能脱离证券公司现行的非经纪业务工作环节和流程。只有通过全面梳理各类业务的工作环节和流程，了解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相应业务环节的监管要求和风险提示，总结日常工作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才能判断非经纪业务被洗钱犯罪所利用的风险，以及对该风险应采取的有效防范措施。本文通过研究各类非经纪业务的主要特征，归纳其洗钱风险管理工作难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非集中化、非标准化的交易形式，致使洗钱风险难以有效监测。面对部分证券公司非经纪业务非集中化、非标准化的交易方式，证券公司在行业监管无明确要求的前提下，普遍缺乏建立相应信息监控系统的意愿和对洗钱风险的监测能力，主要依靠人工识别的方式致使非经纪业务中的有关洗钱风险难以有效甄别。如证券公司柜台市场业务，其非标准化格式文本使得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资料保存标准低于传统经纪业务；而其非集中交易的方式又难以建立有效的洗钱风险监控系统。单一业务已然如此，各类非经纪业务系统又彼此信息隔离，更使得现阶段证券公司对同一客户不同非经纪业务交易行为的汇总归集和整体分析不足，洗钱风险难以被集中有效监测。

二是交易链条长、交易结构复杂，致使洗钱风险难以及时发现。部分证券公司非经纪业务交易链条极长，如投资银行业务中的股票、可转债保荐与承销业务，从项目开始到结束要经历初步尽调、立项、制作申请材料、股票发行、持续督导等10余项大的环节，其中潜在的洗钱风险，如股票保荐与承销业务存在清洗非法资金、利益输送、欺诈上市风险，股票保荐过程中欺诈上市的风险、股票代持形成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风险等，都可能因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反洗钱意识淡薄、从业道德风险等因素而无法被及时发现。再如，金融衍生品业务中的场外期权业务，这种在非集中性的交易场所进行的非标准化的金融期权合约的交易，交易双方通过设计特定的期权结构实现资产负债及风险管理目标，其嵌套出的复杂交易结构也使得个中交易环节里的潜在洗钱风险难以被及时发现。

三是可疑监测指标自主化定义，致使洗钱风险难以统一标准。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本机构的交易监测标准，并对其有效性负责。证券业务尤其是非经纪业务的复杂性决定了由各家证券公司自主定义可疑交易监测指标，在可疑交易的监测内容、指标阈值、执行标准、管控措施等各项洗钱风险管理标准将各不相同，同一业务不同风险、同一行为不同风险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目前行业内未统一开展各类非经纪业务的洗钱风险研究和标准制定，致使行业内对非经纪业务的洗钱风险认识尚未统一。

四是业务内容不断创新，业务规则持续变动，致使洗钱风险难以把控变化。2012年以来，证券公司依法自主开展了多项业务和产品创新工作，在原有的自营、资管、投行等非经纪业务的基础上，又陆续推出或普及了直接投资、融资融券、约定购回、质押回购、收益互换、股票期权、沪港通、深港通等新的非经纪业务品种或类型。业务内容不断创新和变化，业务规则也在持续调整，如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自2013年以来证监会先后3次修订业务规则或出台有关指导意见，近期《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就对资产管理计划的认购起点做出调整，定向计划从100万上升到1000万，集合从3000万降到1000万，并取消规模上限，这也意味着证券公司须对相关可疑交易监测的阈值随之进行调整，抑或加强认购资管产品的身份识别等方式，才能使洗钱风险管理适应业务规则变动的节奏。实操中，行业普遍难以做到对各类业务洗钱风险变化的及时跟进和适应业务规则的及时调整。

类型	发布机构	名称与颁布时间
法律	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2006年）
部门规章	中国人民银行（部分含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2006年）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07年）
		《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2014年）
		《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办法》（2014年）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2016年）
		《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分类评级管理办法（试行）》（2017年）
	证监会	《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2010年）
行政规范性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2013年）
	中国人民银行	《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分类评级管理办法（试行）》（2017年）
	证券业协会	《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指引》（2014年）

人民银行牵头颁布的部门规章是证券行业开展反洗钱工作的主要依据。这部分法规较为全面地规定了金融机构应当履行的反洗钱义务，但由于是面向整个金融行业，对证券领域的针对性不强。而证券监管部门和自律组织颁布的行业反洗钱监管规则或自律规则普遍重复人民银行颁布的规定要求，并未根据行业自身特点进行细化。例如，《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18个条文中，仅有9个条文对证券公司反洗钱义务做出规定，对不同业务的反洗钱未做明确规定，行业内反洗钱法规“点到为止”。此外，虽然证券监管部门针对各个业务出台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中也可见关于反洗钱义务的零散要求，如《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客户应当对其资产来源及用途的合法性做出承诺。客户未做承诺或者证券公司明知客户资产来源或者用途不合法的，不得签订资产管理合同”。但这些要求过于简单，且不成体系，无法有效指引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反洗钱工作的开展，身份识别、可疑报告、风险评估等洗钱风险管理的核心仍集中于经纪业务。

1.监管体系调整未及时跟进。在反洗钱监督管理方面，虽然我国设立了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但在《反洗钱法》颁布实施已超过十年的今天，只有人民银行设立了独立的部门和专职人员开展经常性的反洗钱工作，进行“正规作战”；其他执法部门和行业，普遍仅将反洗钱作为某个部门附属职责之一，进行的都是“非常规作战”或“游击战”；同时，各部门、行业反洗钱不能形成合力，进行“军团作战”。具体在证券行业，证监会未单独设立反洗钱部门，仅仅把反洗钱监管职能落到稽查局，对反洗钱工作实践指导不足，延伸到证监会各地市的派出机构更是如此，对证券公司反洗钱的监管多数称为法制处等其他部门的附属职能。

2.监管执法中对非经纪业务关注不足。监管部门目前对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的监管重点仍停留在经纪业务。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均较少直接触及非经纪业务，且没有明确对证券公司非经纪业务的反洗钱监管要求。例如，从2017年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属地证券公司的现场反洗钱检查情况看，处罚理由虽主要归集为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和未按规定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等情形，但问题涉及的相关客户却基本为经纪业务客户，未能更多地反映出非经纪业务中的洗钱风险管理问题。再如，从《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分类评级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评级标准看，行业监管也仅对金融行业制定笼统的框架性指标，未针对证券行业制定相应业务条线的反洗钱评估标准。非经纪业务针对性监管的不足使得证券公司未给予非经纪业务反洗钱工作足够的重视，导致非经纪业务容易成为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的短板，有效性大打折扣。

1.反洗钱合规人员数量与履职能力不足。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当设立专职的反洗钱岗位，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并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信息支持。根据证券公司合规管理有关规定，总部反洗钱工作一般由合规管理部牵头。然而现阶段，在证券公司总部层面，名义上配备了1—N名专职人员从事反洗钱岗位，部分证券公司还设立了反洗钱监测中心等形式的二级部门，但实际上，反洗钱工作主要还是1人从事反洗钱工作为主，中小证券公司还普遍存在1人同时兼职反洗钱和其他证券合规工作，既不满足监管要求，也无法保障反洗钱履职有效性。在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层面，虽然成立了反洗钱小组，但多是被动应对监管要求，反洗钱小组报备人员与实际履职人员明显不符时有发生，反洗钱兼职人员频繁更换，部分人员甚至缺乏基本的履职能力。再次，证券公司业务部门的专兼职合规管理人员对反洗钱工作更是较少参与。综上，证券公司总部人员配备不足，分支机构履职不充分，业务部门参与度低，反洗钱工作长期停留在规则为本的形式合规层面，落实洗钱风险管理更是任重道远。

2.基础核心工作的客户身份识别未能做到勤勉尽责。证券公司非经纪业务尽职调查关注于客户的资格条件、风险承受能力、资金是否可以如期归还等方面，较少关注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侧重的客户的交易目的、交易性质和资金来源等，未能将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的相关要求与证券尽职调查环节有效结合，证券尽职调查和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存在脱节。以资产管理业务中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为例，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分为主动管理项目和定向通道项目，证券公司在开展主动管理项目时，由于要承担投资险，会在接受客户委托环节对项目委托人和项目本身展开尽职调查，但尽职调查所设置的内容往往是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出发，并未从反洗钱角度分析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而证券公司在开展定向通道业务时，由于不承担投资风险，交易中只是被动地执行委托人的投资指令，因此更加不主动采取尽职调查等措施去考察客户资金来源的合法与否。虽然证监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了证券公司、代理推广机构不得接受身份不真实、委托资金来源不合法的客户参与资产管理业务，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已出现证券公司出于业务竞争的需要，未能勤勉尽责地调查客户资产的来源，履行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情况。

3.非经纪业务内控措施及洗钱风险评估针对性不强。在内控措施方面，当前，证券公司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主要针对经纪业务设计，未能全面覆盖资产管理、投行等非经纪业务品种，并制定符合各业务特点的客户身份识别、风险等级划分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和工作细则。即使内控制度中涉及部分非经纪业务，基本上仍是套用经纪业务的做法，并未根据各非经纪业务特点，制定相应的内部举措。在风险评估方面，目前，证券公司多数虽然能够按照《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的要求，评估客户及地域、业务、行业（职业）等方面的风险状况，但从该指引2013年颁布至今，行业总体上依然停留在从客户的维度来识别和评估洗钱风险，对各业务自身的洗钱风险并未识别和评估，尤其是对业务种类繁多、产品结构复杂的非经纪业务的风险识别和评估工作未能有效开展，无法了解各类非经纪业务中隐藏的风险，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4.行业有关信息共享与流程协作不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由监管机构（如证监会及各地派出机构等）、自律组织（证券业协会、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等）和中介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等组成。在反洗钱义务履行方面，目前存在着权利义务不对等现象：证券公司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反洗钱义务，而掌握更全面客户身份、交易等整合信息的自律组织机构等却并未纳入反洗钱监管的范围。例如，目前客户可以在同一证券公司或不同公司开立总计三个证券账户，在不同券商或营业网点开户都需要进行识别，但无法保证客户提交资料的一致性，无法实现跨机构的信息共享。再如，客户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股东信息、在各大交易所进行的交易数据、在银行系统登记的信息，机构客户在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的信息，以及机构客户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受益人的穿透识别，都涉及到跨行业、跨机构、跨部门等情形的客户大数据的集中共享管理问题。

在获得法律授权的前提下，建议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证券监管部门适时制定符合证券行业特点的反洗钱指引或规范，以便更有效地指导证券行业落实反洗钱工作要求。建议证券监管部门或证券行业自律组织在制定业务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时，结合证券行业反洗钱指引或规范明确相应的业务洗钱漏洞和洗钱风险控制措施。以上两个方面可有效地改变当前证券业务特别是非经纪业务反洗钱工作缺乏细致指引的困境。2018年上半年银保监会出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值得借鉴。

证券公司非经纪业务洗钱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更多贴合行业业务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管执法。因此，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在履行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同时，应充分发挥证券监管部门履行行业监管的优势，逐步拓展并细化证券监管部门履行反洗钱职责的内涵，赋予其对证券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合规性进行监管的具体职责，提升职责协作的刚性约束，从而有效地协同、配合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专业领域洗钱风险的监督管理。

此外，反洗钱监管需关注义务机构反洗钱工作是否覆盖了所有业务领域，要督促指导义务机构从内控制度、部门参与度、审计等全方位将各类业务特别是高风险业务纳入反洗钱风险管理范畴；并充分运用考核评级、风险评估、执法检查等多种措施强化对机构各业务条线履行反洗钱职责的监督管理，避免因对部分业务的“监管真空”而使得义务机构出现履职缺位的现象。

首先，义务机构对洗钱风险管理的重视应摆在突出位置。一方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证券管理部门持续加大的执法力度构成了外部监管压力，另一方面，义务机构自身要提高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视程度，将反洗钱工作视为业务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反洗钱工作提供充足的人力、财力、制度等方面的保障，为合规包括各业务条线履职提供必要的资源。

其次，在现有监管未明确提出非经纪业务洗钱风险管理要求的情况下，行业应自行组织开展对非经纪业务洗钱风险管理的探讨交流，并可适当考虑引入具有国际反洗钱经验的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形成行业洗钱风险管理的规范和共识。在此基础上，各机构应结合风险评估工作，全面评估本机构各类非经纪业务的风险类别、程度，研究并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从客户尽职调查、了解客户资金来源及交易目的、可疑交易资金监测分析等方面详细制定各类业务所涉及部门应履行的职责，由本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小组统筹协调和管理，自上而下压实反洗钱履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