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圣兵   刘岚

　　《证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明确了中国证券业协会“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券业务纠纷进行调解”的职责，中国证券业协会自2012年6月起全面启动行业纠纷调解工作，对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减轻监管部门信访工作压力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来看，由于证券行业纠纷调解与其他三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对接机制运行并不顺畅，证券纠纷中重信访、避诉讼、轻仲裁、弱调解的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变，纠纷处理的成效与投资者的需求及社会的期望还有不小的差距。为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做好行业纠纷调解工作，拓宽投资者维权渠道。
一、充分发挥各级协会对证券纠纷的调解职能
　　证券公司综合治理之后，券商法人治理、内控、风控、合规的意识和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业务规范性不断增强。但随着证券行业创新的不断深入，各种新产品、新业务不断涌现，客户适当性问题日益显性，再加上经济自身的周期性和法律规则的天生滞后性等原因，证券纠纷不断增多。监管部门受职责所限，难以对投资者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做出快速、准确、有效的处理。证券纠纷中的投资者往往存在多种矛盾，如投资者维权意识的不断高涨与法律知识相对匮乏，对证券产品、服务收益的过高期盼与风险意识认识不足，对监管部门期望很高与对经营机构误解很深。纠纷的解决难度很大。同时，由于程序繁琐、办案周期长、费用高加上证券行业的特殊性和专业性等原因，投资者往往不愿到法院诉讼；数千年的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传统，致使国人对仲裁的认知度非常低，短期内难以普遍接受；信访更不是合适的路径。
　　如前所述，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券业务纠纷进行调解是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法定职责之一。实践中，大量的证券纠纷都属于监管范畴之外的民事纠纷，通过调解解决更适合协会的性质。证券业协会作为证券业的自律性组织，是为了维护会员公共利益而设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其自律监管行为不带有行政执法色彩，依据《证券法》进行调解，属于民间调解的一种形式，其合法性不容置疑。而且，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通过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纠纷解决方式，融入了更多的人为关怀，通过法律和道德的完美结合，在“和风细雨”中化解干戈，可以真正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通过调解使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可以避免新矛盾的产生，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心理，使冲突各方重归于好。“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心理，对于修复人际关系、解决引发纠纷的深层次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聘请会员和律师参与调解证券业务纠纷，引入社会法律资源进行民间调解，依法分清是非，宣传证券法律法规，对琐碎的民事纠纷进行评判，可以使证券监管人员从这类繁琐细小的信访投诉工作中抽身出来，节约有限的监管资源，以便集中精力做好日常监管，以及辖区重大、疑难案件的查处；可以给投资者提供一个解决证券业务纠纷的新渠道，并促进会员自我反省、改进工作和服务，从而也能促进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正是对国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精神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此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虽各具特色，但是以行业为主导建立行业调解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条基本经验。
　　综上，笔者认为，由各行业协会牵头，各地方协会参与，通过外聘专家进行居中调解的方式，处理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会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证券业务纠纷十分必要且理由充分，符合中国实际和国际发展经验。
二、不断完善证券纠纷诉调、仲调、信调对接机制
　　证券纠纷解决的途径无非诉讼、仲裁、调解、信访四种。证券纠纷行业调解处于起步阶段，应该与诉讼、仲裁、信访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相互对接、功能互补，以提高行业调解的公信力、影响力和法律效力。
　　就诉调对接工作而言，建议各级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应当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沟通，重点解决以下几项事宜：一是参考台湾地区的模式，优化司法确认流程，由最高院出台相关规定，明确行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由证券业协会纠纷调解中心直接与法院对接，递交调解协议及相关证据材料，然后由法院通过书面审核的方式决定是否确认调解协议。二是明确调解协议的特殊民事合同地位，在调解协议确认中本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精神，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一致意思表示”。法院对调解协议主要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对协议内容、协议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三是为防止滥用调解纠纷解决方式，诉调对接应以收费为原则，即根据标的额、投资者的不同收取不同的费用；但为鼓励当事人更多的选择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收费标准不宜高于现行诉讼和执行案件标准；同时，法院也可以酌情减免部分费用，并鼓励一方当事人主动承担费用。
　　就仲调对接而言，建议各级证券监管部门、各地协会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各地证券业协会加强与当地仲裁委员会的合作，对于经调解中心调解成功的案件，当事人如果有增强调解法律效力的要求，可以向当地仲裁委申请将调解协议书制作成仲裁裁决书，赋予调解结果强制执行力。二是可借鉴美国经验，由协会设立的专门证券纠纷解决机构，统一行使调解和裁决职能。当事人将纠纷提交至该行业纠纷解决机构后，应先进入调解程序，调解不成，可转入仲裁程序，由专业的仲裁员对纠纷做出裁定。三是促进各个会员与客户在格式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中约定仲裁条款，如果出现纠纷，协商不成的，双方当事人直接到某仲裁机构选择证券专业仲裁员对纠纷裁决。四是由仲裁机构选派证券业务仲裁调解员、仲裁专家委员参与协会纠纷调解或监管部门信访投诉工作，既充实了调解员的力量，增强了业务专业性，也增强了调解工作的公信力，为纠纷的进一步解决提供一种途径。
　　就信调对接而言，笔者认为当前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监管部门对待信访案件的处理应当在法律框架内，即监管只负责处理违法违规查处，民事纠纷不予解决，不能助长闹访、缠访；二是监管部门应明确信调对接常态化的工作流程，以制度明确信访和调解各自的业务范围、证券纠纷由信访转调解的时点和方式、救济措施等等；三是监管机构、各级协会和各市场主体应加大对证券调解工作、调解机构、调解案例和调解员的宣传，引导投资者采取调解方式解决问题；四是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投资者保护基金、各地协会之间要加强沟通协作，细化具体业务流程。
三、进一步完善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与仲裁工作机制
　　调解与仲裁都属于社会型救济手段，都依赖于当事人自愿，都源于商会解决内部会员之间纠纷的手段，有很多类似的制度设计，具有很强的兼容性，都具有高效快捷、成本低廉、方式灵活等优势。为建立和谐社会，有效解决证券纠纷，应当不断完善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与仲裁工作机制。
　　1.思想重视。监管部门和各级协会应当督促、指导、引导各经营机构不断完善纠纷解决机制，既要讲原则、讲法律，也要讲政治、讲风格；既要尊重事实，也要遵守现实。各经营机构应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证券期货纠纷的处理工作，在行动上要切实承担投资者投诉处理的首要责任，努力把问题消灭在萌芽，把纠纷化解在一线。在处理纠纷时，应优先采用协商、调解等便捷方式解决纠纷；在确实无法通过协商、调解解决纠纷时，再行选择仲裁或诉讼等方式，切实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提高纠纷处理效率。
　　2.合同保障。一方面，在各类协议中完善争议解决条款，为纠纷解决提供多元化处理途径。如监管部门或协会可要求机构在与投资者签订的证券期货业务合同中增加调解和仲裁条款，明确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优先顺序，并根据《仲裁法》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仲裁条款，充分保障投资者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另一方面，各地协会可通过引入仲裁员担任调解员、推荐调解员担任仲裁员、签订专门的合作协议等方式，不断推进仲裁在证券纠纷中的应用。此外，还应鼓励机构建立健全证券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的工作流程。
　　3.舆论引导。各机构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大对从业人员特别是前端业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广泛宣传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协会在调解纠纷方面的专业性、公益性、有效性、便捷性，宣传仲裁一裁终局、专家审理、保密性强等特点，宣传调解机构、调解人员、仲裁机构、仲裁人员的公正性、权威性和独立性，提供具体的联系方式，强化心里暗示。在尊重投资者自主选择权的前提下，积极引导投资者通过调解或仲裁方式解决有关纠纷。必要时，可以通过主动申请调解或仲裁，先行垫付仲裁费用等方式，将有关争议纳入法制化解决轨道。

(作者单位: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